看到有评论，让我将look.look.in里的东西删除，怕牵连了kilu.de。据我所知，look.in旗下的域名，我的look.look.in长时间排名前几位，说明访问量还是可以的，远远超过本博客。我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些真相，用刘大脑袋的话讲，是“必须的”。

阿门！期望早日见到兲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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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 Munro，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1990年11月发表于《The Nation》）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一直是不解之谜。此份由人权观察组织观察员提供的目击者报告详实地纪录了这场恐怖的屠杀。
在1989年点燃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争之中，中国的反抗以大失败告终。在6月3日和4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专政。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当代事件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被西方新闻媒介如此详尽地报道。然而，（运动的）结局在很多关键的方面仍然不为人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记者们总会谈及屠戮学生，谈到“天安门惨案”。一年后，“天安门惨案”正式成为此事的代名词。
目前，在西方又出现了一种“修正”历史的倾向，认为惨案没有发生。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大屠杀确实发生了，但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是以学生为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死者（也许总数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们多数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广场附近有几十人死亡，广场上也有少数死难者。但是仅以此称其为大屠杀，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质，也低估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政治含义。
当夜，有数百名记者在北京，但是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却仅有几位记者在广场上。很多记者在真正的杀戮现场，沿着城西的长安街及复兴门大街，发出翔实的报道。记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拦在路障之外，还有些在宾馆赶着发晨稿。在军队到达广场的时候，附近的大部分记者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广场。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西方媒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者们常常感到他们是学生的安全保障。学生身上体现的平和的理想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和民权运动的回忆，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关键作用。
还有其它问题。也许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人们相信广场上的屠杀，是天真无邪，自我牺牲与救赎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结局。学生自己的话也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5月13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表示，“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历史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前往。” 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特别节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访时回忆起一位学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想让你与我们同命运，再见。”大多数记者撤走了，而后填入由此产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们确信无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本报告试图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局对学生相对宽容，却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可能把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演变成全方位的暴动深怀恐惧。报告也探讨了戒严部队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现显现出对执行屠杀并不情愿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义。
有些人的确承认屠杀大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别节目中，指出了两种屠杀的区别，但是他把它淡化为被中国政府利用了的一个“漏洞”。可是，寻求事实真相绝不是吹毛求疵。屠杀发生的地点，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逻辑和对杀戮目标的选择，也揭示了中国下一轮民主斗争的概貌。中共政权在民众中仅存的一点合法性，在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挥霍掉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准备卷土重来，部队中也潜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学会妥协，否则罗马尼亚式的起义将会重演。
新闻报道可能只是历史的初稿，但如果错误的报道不加以更正，就会永久性地扭曲历史的走向。学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饰的真相，因为它昭示了他们的大无畏的精神，鞭挞了当局的懦弱与残酷。根据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不实报道所做的评论，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拱手把宣传上的胜利无谓地让给了北京的侩子手们。这种报道还会把人们的视线从继续镇压的主要目标上转移：从学生的抗议行动中发展出来的民众运动。人们是不会忘记学生的功劳的，因为他们是运动的发起者，是非暴力旗帜的捍卫者。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中国的统治仍以暴政、武力以及思想警察来维持。
I
在1989年的4月26日，《人们日报》发表了它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谴责北京学生抗议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自4月15日学运开始以来,那是改革派的党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日子，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学运首次发表的明确声明。
但假如一个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在中国首都发生了，共产党认为谁是首犯？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学生。根据这篇社论：“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另一方面，“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根据官方的阴谋理论的发展，当局指控学生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因素”所“操纵”，在这里（当局）指的首先是“反动的”工人和（数量少一些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外国的“反动势力”。6月3－4日的军事镇压印证了这条分析路线的正确性，并且这种分析也解释了直到今天都在进行的镇压。
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都给予了学生一定程度容忍和宽容度和一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这些都是其他团体，尤其是工人阶层，所没有的。这种相对的特权在80年代改革期间得到了加强，那时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对西方的经济开放，邓小平迅速转向与知识分子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毛泽东曾无情地迫害过他们）。这种官方立场，毫无疑问面临着很多问题，因为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更多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的危险。
但与改革以来在党内出现的、压倒一切的其他危险相比，这显得无足轻重。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沿着波兰团结工会的路线，出现了有组织的动乱和不满。最重要的是，去年春天，正是这个朝着――中国领导称之为“波兰病”的运动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快速蔓延的趋势，决定了当镇压最终来临时不可妥协的特点。由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成功地占了政府的上风，但随着广泛的其他社会力量介入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很快失去了对形势的掌控，领导权也逐步被分散了。
镇压背后的其他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背叛，转向了学生方面。在5月中旬，公共安全部门、法律和军队（这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支柱），都开始在广场出现，公开地支持民主运动。6月14日，在一个以党的偏见眼光对事件进行的解释里，北京的宣传部断言：“极少一部分人，曾经密谋要逮捕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象攻占巴士底狱式地夺权。”
事后回顾，6.3～4大屠杀的逻辑是清楚的。《人民日报》那篇严厉的社论，并没有使学生如预期的那样缩回校园中去，而是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吸引了公众大量的公开的支持，使得当局陷入了一种迷惑的、瘫痪的境地，直到6.4之后才得以改变。在5月13日，和政府的“对话”失败简短间隔之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在5月17日，当目睹2000多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因为酷暑和饥饿倒了下去后，超过100万的普通北京市民来到广场展示了令人感动的团结。“学生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他们告诉每个愿意听的外国人。“老百姓”，以前只是被动的旁观者，现在开始象一个积极的学生的支持者堡垒那样行动，24小时不停地将食物和其他的补给带到广场。
由于害怕出现各阶层之间的团结，直接导致了5月20日当局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但是，民众对此的激烈反应，又一次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由和平的抗议者组成的一堵堵人墙挡住了所有坦克和军队分队进入北京的主要入口。几天之后，士兵们被迫从撤回到他们在郊区的兵营中去。北京各处自发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小组，包括由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其他老百姓，他们发誓宁死也不愿意让军队进入北京城。工人纠察队，与组织起来的强大的学生代表团在周围巡逻，维持秩序（在5月20日之后，已经看不到维持治安的警察和交警了）；“小飞虎队”由大批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分布在城市各个地方，负责对运动进行联络；老百姓，目前的立场是和平、非暴力，但是直接面对着政府与军队。类似的“动乱”，用共产党的话来讲，迅速蔓延到几十个城市。
进一步，老百姓开始表达自身的不满。十年经济改革尽管在大体上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扩大，物价螺旋式上升，住房奇缺,，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腐败泛滥，党和政府官员通过投机倒把来牟取暴利。当局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工人和市民新团体提出的政治挑战，这些团体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可见的和宣传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缺乏任何明显的理论框架和计划。但是共产党是真的害怕了。
然而，就在实施戒严的计划流产的几天之后，北京工自联的成立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原因在于，这个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几顶凌乱的帐篷中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自1949年后中国一直忌讳的问题：工人有权加入独立的工会组织和代表己见。这样的一个要求恰恰击中了中共政府的核心问题，因为共产党对其合法性的主要论调就是声称：它以劳动人民的名义并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进行统治的。虽然该团体真正活动的成员相对较少，但在5月29日三个头目被秘密逮捕之后，六月的前几天，它的正式成员的数量迅速飚升，达到了加入人数超过10000人的顶峰。工自联的成员组织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迅速蔓延开来。
如果在学生组织的合法认可问题上可以协商的话，那么当权者从一开始就恐惧的这颗癌细胞就将出现了。在政府看来，如果五月末在广场上竖起的自由女神像代表了学生傲慢的挑衅、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象征，以及西方对共产主义神圣教条的颠覆，那么在距离女神像不到100码之外的北京工自联的粗糙的黑红旗帜，则代表了觉醒工人令人恐惧的力量。两者都必须被摧毁，迅速变节的党组织必须要被威慑和整顿回来。
根据4月26日社论的精神，大多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将得到宽容。相反地，老百姓却会受到无情的惩罚，以在这一代中根除这种有组织的聚众骚乱。6月3-4日夜里冲突的场所虽有重叠，但基本上是分离的。真正杀人的地点，群众暴动和大屠杀的场所，主要在周边地区，沿西长安街一直到西部郊区。在这里，老百姓为保卫他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而战至死亡。这次民主运动曾坚守对话和非暴力方式的原则的承诺，但在那最后晚上，它采用了暴力也仅仅是因为绝望和愤怒。一旦军队开始了对北京的抢夺，失去一切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风暴的中心，围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学生们勇敢、坚定地站着，但完全被周围一圈魔力所保护。在最后一分钟，在广场这个地方，致命的军事包围面对着年轻人的道德权威，考虑到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政府从大屠杀的边缘撤了回来。
通往天安门的血路
在最后军队开往天安门进行清场的那个夜晚，有超过1000外国记者在北京，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跟随着解放军的主力突击部队，从西郊杀气腾腾地穿过试图堵住所有要道的老百姓，向天安门推进。大部分关于大屠杀的影片就是在这个地区，像木樨地、复兴门和六部口拍摄的，期间几百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被半自动武器乱射的子弹击倒。军队的显然没有将这些人与那些扔石块、燃烧弹或放火点燃曾用于路障的车辆的人区分开。因为这个屠杀的主场地已经被外国新闻媒体比较大量地报道过，我们现在集中谈谈发生在沿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地段较少为人知的事件经过——也就是事后被北京人称为“血路”的地方。
目前知道的第一次暴力是发生在6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的公主坟,即木樨地以西约2英里的地方。当时突击部队的先遣队乘坐大约20辆装甲车撞开放在圆形交汇路口被当作路障的公共汽车。据一名居住在北京的西德学生目击者讲述，许多人被装甲车碾压致死，而且士兵不分青红少白地向人群扫射。一位在现场的芬兰记者报道，当大约有50辆的卡车车队从被装甲车撞开的口子穿过的过程中，她看到2名持AK－47冲锋枪的士兵突然从第10卡辆上掉下，他们马上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她说，“那是个恐怖的夜晚。” 整个晚上的冲突模式，已被这样的设定：军队肆意血腥的屠杀在先，紧接着是一小部分由被激怒的、越来越暴力的市民发起的对士兵的报复性杀戮。
为何军队表现得如此凶残？在公主坟，军队就警觉到他们会受到破坏性的顽强阻挡，被暴力推进和夺回天安门控制权的明显意图（比5月20日那次温和的尝试）所驱使。当士兵看到武力威胁显然不能使群众屈服时，他们开始担心起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向木樨地慢慢推进的过程中，他们的暴力逐渐升级。从这时起，这些士兵感到他们面对的是出没于中越边境山地中武元甲将军麾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当晚当地居民和访问了北京西部医院的西方记者，形容他们似乎来到了屠宰场。
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也许也能部分地解释军队杀戮的发作。部队原打算在木樨地与600名当地武警会合。（他们可能预料到的强力阻挡，因为前一天晚上有三个人被武警的吉普车压死并引起愤怒的抗议）但这支熟悉此区域、并肩负为军队带路进入天安门的任务的武警部队，在行进到距离木樨地东北约一英里半的月坛公园附近的大街小巷中时，被市民合围、封锁，并被打散，最终未能成功地与军队会合。这件事意外地剥夺了他们的准军事部队的护送。
出于政治原因，军队有理由不希望被迫使用武力进行镇压。早在5月24日或25日，精英部队第38军司令徐勤先将军，因未能执行戒严令已被逮捕（他后来被军法审判）。这无疑使其它部队急于证明自己平定“反革命叛乱”的热情。在西方，第27军仍然被广泛认为是大屠杀的元凶。但据军方消息来源，当27军副军长，他在去年9月北京一个高层“宣传理论”的会议出现时被非议时，他沮丧至愤怒地摔了帽子，并叫道，“我们27军背了黑锅！是，我们开枪了，但我保证我们没有杀一个老百姓。”
中国64期间，很可能不像普遍理解的那样，而是更接近于罗马尼亚式的军事起义。据南华早报12月28日的报道，解放军军委政治处杨白冰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个秘密讲话中透露：“21名师级以上，36名团或营级以上，和54名士官级军人，在六月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严重违反军律。此外，1400名士兵丢弃武器，做了逃兵。”
在大屠杀之后几天里，中国当局官方电视的画面上重复播放的一段令人震惊画面，是数十辆装甲车在木樨地以西的军事博物馆附近被一群“暴徒”放火焚烧。评论说，装甲车内许多人宁愿被活活烧死，也没有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它也清楚地暗示，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6月3日的傍晚。这组镜头是政府编织“弥天大谎”的基础：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并迫使政府作出武力平叛。
真实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大约6月4日，周日上午9时，一些外籍目击者，在检视前一天晚上造成的破坏时，震惊地看到了一列约36辆装甲运兵车从西面突然出现，并在木樨地路口停下。第一辆装甲车撞到了一个路障的残留物；紧跟在它后面的第二辆车追尾，迫使整个车队停下。一大群人从邻近的小巷涌现并将装甲车队围住。第一拨露头的士兵被殴打，至少有一名被打死。只有学生纠察队与双方谈判，为军队争取到了一个安全撤离通道，阻止了一场激战，或新一轮的杀戮。数百名士兵离开了，留下了一堆硬家伙。不到半小时，所有的装甲车被点火焚烧，升起的黑色浓烟数英里外清晰可见。
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楼外可能并非巧合，因为从其屋顶上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被纪录了下来。但更关键的解释是，军人已经逃离了现场。一位在场的知名西德汉学家描述看到士兵被护送离开了他们的车辆。其中的一辆装甲车，他说：“打开了顶盖，并出现了一只手，挥舞着一块白布。士兵然后现身，并将他们的自动步枪交给接收他们的年轻人。双方拥抱了。”
我在6月3日晚，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在建国门立交桥处的有点类似场景。当时有几十辆军车，在试图横穿长安街时受到大批民众制止停下来。一些外国目击者看到士兵公开与平民称兄道弟，甚至摆姿势接受照像。午夜刚过，我看到一队士兵爬下他们的卡车，眼中含着泪水。几分钟后一辆装甲车从东面全速驶过立交桥，撞入军车队列，将其中一辆军车挑起离开地面几英尺，并将一个年轻人撞得脑浆泼洒在地上。显然，士兵在立交桥上与老百姓的互动已被上级官员视为变节行为。
II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场所。它的面积超过100英亩，单个的目击者不可能完整看到6月3 ~ 4日之夜所发生的复杂混乱事件的全部。因此，我的报道是由其他人的证言所补充的，他们在关键时刻看到发生了什么。
我在凌晨1：15到达广场。大批人群沿着长安街向东逃逸。连续的枪声从广场的西北方传出，一辆残缺的装甲车燃烧着躺在东北角，车是被燃烧弹击中的。它的履带上堆满了钢筋和路障。一个CNN摄影小组和许多英国记者在现场。根据BBC的John Simpson的描述，三名装甲车士兵被打死，第四个士兵由学生警戒被护送到安全地点。在我到达之前，伦敦观察家报的Jonathan Musky被武装警察用警棍殴打，他说，他看见有几个人在天安门城门毛的巨幅画像附近被击中死亡。
向广场的西北角看去，我惊恐地看到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帐篷火光冲天，我跑过去看是否有我联合会的朋友死亡或受伤。在20码以外，一群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面向帐篷站着。这是解放军主力挺进部队的先头部分，这支部队在沿着西长安街清场之后，于凌晨2点左右抵达广场。此时人群已经从此地区撤离，只能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的影子，在燃烧着的帐篷周围徘徊并收集了几堆文件，他恳求我把文件带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我按他的要求做了。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撤退到纪念碑的三层台阶上了：约有三千到五千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的临时帐篷营地，遍布在几百平方码的区域，一直到纪念碑的北面，事实上已经空了。学生们看起来很平静，近乎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没有恐慌，虽然在广场边缘和远处能听到断续的枪声。突然政府的喇叭响了起来，不停地重复：每个人都必须立即离开广场，一场“严重的反革命爆乱”已经爆发，戒严部队被授命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清理天安门广场。
这时，美国自由记者Richard Nations正在远处广场的西南角躲避着枪火，那里发生了部队与市民之间的一场主要冲突，从凌晨12：30左右开始一直持续着。他当时的记录很潦草：“大约凌晨1：00西南角，在肯德基店前面的前门西大街，几辆燃烧着的公共汽车路障堵住了十字路口。在石头和玻璃的砸击下，防暴警察被驱赶到街道上。警戒的学生或组织者看来在干预这件事，试图疏散约二十几个非武装的带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士兵，他们是在燃烧的公共汽车附近被抓住的。一辆坦克开来，推开了一处路障，一车士兵下车。曳光子弹和持续的群射枪声”。在这声冲突中，几个人被部队打死。
此冲突的另一个目击者是著名的记者Lao Gui，他当时在南面。在约1：30他写道：“从珠市口（在广场南面，距离广场约半英里）传来连续的枪声。四周都是红色的火光。在毛纪念堂边的柏树林里我遇到一个西方记者，他告诉我，“我亲眼看到三个人被杀死，他们的胃都爆开了，躺在珠市口。”其它报道也认为，在部队通过南部地区推进时，至少几十人被部队打死。接近2：00时，一股约100人的部队试图从西南角进入广场。“突然，密集的枪声和子弹飞过，”NBC摄影师Tony Wasserman说，他当时在场。“在行进路线上的某处，有人胃部中弹，有人踝部中弹。在这之前，人群又从西南角抓住一些士兵，把他们打得半死。”过一小会儿后，根据CBS摄影师Derek William，“伞兵来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打手。”
同时，在广场的北部，主要挺进部队已经开始从西面抵达。我看到他们来自民主女神像西边的一个位置。第一队运兵卡车迟疑着进入广场，以步行的速度。步兵护卫着卡车，起初只有很单薄的一队，但很快就增加成很密集的队列，有几千人，都戴着钢盔，拿着攻击性的自动步枪。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沿着广场的北边布置完毕。后面应该有更多的士兵和车辆，我看不见，西长安街都布满了。
在这支主要部队抵达之后，只有零星的人——显然不是学生，而是普通居民和工人——逗留在广场北部，在长安街与纪念碑之间。民主女神的雕像此时看起来无比戏剧化，透过那辆报废装甲车翻腾的火光和烟雾，面向毛的画像和它下面的部队。在2：15左右，从天安门城门附近传来令人恐惧的AK-47射击的爆炸声，持续了几分钟。我摔倒了。人群中的多数人向南逃逸，朝着纪念碑方向，但我没看见一个受伤的人。
或差不多同一时刻，只有数百码外，几百名士兵穿过天安门城楼，封锁了广场的东北入口，截断了通向历史博物馆北部的东长安街。一名叫柯封（音）的学生，也是民主自由女神塑像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藏在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在开始的大约5分钟内，他看到在地下人行通道附近约20人被“流弹”击中。包括“五人倒下后未能再站起来。” 大约500名士兵从历史博物馆的背后出现，不过这些士兵似乎并没有携带枪支。而当另外200到300士兵从天安门方向走来时，人群开始高喊：“法西斯！”和“大罢工！”，其他人则唱起了“国际歌”。仍躲藏在附近的柯封说到这些士兵“仿佛在玩游戏似在高兴地雀跃… 一名军官通过扩音器反复呼喊约15分钟，‘立即离开，否则格杀勿论！’”
突然，有人开着一辆铰接式双车厢公共汽车，出人意料地，自杀似地全速驶向士兵们。Kenneth Qiang，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理事会成员描述道，“该司机被士兵拖出公共汽车，用枪托击打至地上。目击的人群被激怒了，他们跑到距部队约五十米处，向士兵投掷玻璃瓶。我听到两声枪响。司机倒在地上死了。”
2点半左右，整个广场已安静下来，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在平静的间歇中，我回到了工自联帐篷所在地，这时只剩下余烟缭缭的残迹。一个年轻人将一小捆学生印的传单塞到我手中。在民主女神的东南方，有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帐篷。在庞大的广场的这边，几乎只剩下这个帐篷，屹立在废墟之中，成为悲凉而英勇的见证。这里有大约二十位志愿服务的医生及医学院学生。纠察队的学生围坐一周，形成一个“保护”圈。我在这里呆了大约一刻钟，就看到四，五个用临时担架送来的重伤员。一个男孩，很可能是个学生，头侧重弹，濒临死亡。一位医生说，在前一个小时之内，就有五人死于他的手中。
到了3点钟，在广场上我已见不到任何外国人，外国电视记者也都撤离。英国广播公司（BBC）的Simpson后来在《格兰塔》（Granta）撰文写道， “我现在对当时的决定深感内疚，这是错误的决定：我们应该留在广场，即使其他摄像组已经离开，即使我们会因此的丧命。”因为我们会在后文看到Simpson的决定，影响到了他对后继事件的报道。
我决定在历史博物馆前的高台上找到更好的视点，觉得这样既可以让我看到全场，也能避开战火。但是当我绕过博物馆边的树丛，正要爬上博物馆前宽大的台阶时，我停住了。数千名士兵，头顶钢盔，身背步枪，手持棍棒，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广场对面的人民大会堂，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对面会有更多的士兵。“他们把广场全部包围了，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吧。”一想到此，我马上躲回树丛。
广场上亮起阴森的白光。平静只被远处的枪声和政府扬声器诡异的回声打破。大约在这时，美国自由撰稿人 Richard Nations 就在距纪念碑数百米远的地方。他在笔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纪念碑好像已被步兵包围，主力是从广场北面开来。学生仍在坚守，等待着最后的时刻，—攻击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接着写道，“与坐在灌木篱笆前的Robin会面。”
后来我发现，在3:00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大约10个外国记者驻留在广场，我找到了最足智多谋的Richuard同行，一起开始探查广场南部。这里凌乱的停放着燃烧的公交车和小轿车，但没有任何军队。（只有在早晨6点之后才有可能允许从这里进入广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距离香港亚洲电视台(ATV)人员藏身之处很近的地方经过了，而他们继续在广场西南角的公共厕所的房顶上坚守到了4:30,直到认为情况太危险了才不得不离开了。
黎明前的黑暗
凌晨4点整，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突然熄灭。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在焦虑中等待，但攻击并未开始。学生们仍然坐在纪念碑前，一如既往。没有人想要离开。两车增援学生无声无息地如在梦中从广场东南方驶来，在离我们几米处停下。学生的扩音喇叭重新响起，像念火车时刻表，一个不动声色的声音宣布，“为鼓舞斗志，现在播放《国际歌》。”我很想知道在黑暗中的士兵会作何感想。而学生们是不是在其它一切力量都无望的情况下，指望这黑暗来拯救自己呢？
但是部队还是没有进攻。有人在纪念碑西边点燃了废弃的帐篷和堆砌的垃圾，也许这样一来袭击就不能在黑暗中进行。有学生领袖严厉地说：“遵守纪律，保持肃静。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
大约在4点15分，突然，人民大会堂前一整排的灯亮起来，像圣诞幻灯一样，柔软地照亮了广场的西侧。这时，故宫外墙上的照明灯也点亮了。随后，从人民大会堂最南门，士兵手持着枪像流水般涌出，很多人的枪上插着刺刀。就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Derek Williams说，“他们拐过来，和另一大群从路西边的戒严主力部队汇合，组成了L形，这支部队毛主席纪念堂前穿过广场。” 这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的部队向纪念碑方向开枪，我们可以看见纪念碑碑身上飞出的火花，比头顶还高。
此刻4点半刚过，广场上人已散尽，只剩下废弃的帐篷营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学生集聚在纪念碑的台阶及三层平台上。学生的扩音喇叭再次响起，一个学生拿起话筒，自称是北京学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同学们！我们绝不离开广场。我们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价，献出我们的鲜血。” 我的心一沉。过了几分钟，又一个人讲话，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怕的大屠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已被部队包围，现在的情形异常危险。在这里等死是幼稚的幻想。”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然后侯德健开始讲话（侯德健，一位台湾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开始在纪念碑绝食的四人之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失掉太多鲜血，我们不能失去更多了……我们四位绝食者留在纪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后，我们也撤离。”
侯德健讲话的时候， Richard 跟我决定最后一次走上纪念碑。我们小心翼翼地上台阶，走到纪念碑最上边的绝食帐篷，穿过挤坐在一起的一排排学生时，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很多学生在写遗嘱和与家人的告别信）。没有狂热，只有勇敢的决心。我们从纪念碑东面台阶下来，喇叭已经沉寂。从广场北面却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坦克的引擎发动了。
时间一分分过去，一片死寂。最后，一个动议化解了这紧张气氛：有人拿起话筒，提出用声音表决。没人清楚是”坚守“的声音大些，还是“撤离”的声音大些，但无论如何，最后宣布的民主决议结果是同意撤离广场。
对6月3日夜、6月4日凌晨的北京的报道中一个最大争议就是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 Richard Roth 赶出了事发前最后一次报道，紧接着他被士兵抓进了人民大会堂： “士兵们发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摄影师 Derek Williams 以及我本人，他们正将我们拖走。稍后，开始了，自动武器猛烈地射击，肆虐了一分半钟的枪声，像恶梦一样长久。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个录影带被没收。Roth 生动的现场报道，在6月4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中播出时，所配的画面是两个小时之前录下的镜头，给人留下的清晰印象是，部队向撤离纪念碑的学生开了火。
但是没有发生屠杀。西班牙国营频道（Television Espanola）的两位摄像记者Fermin Rodriguez和Jose Luis Marquez，拍摄了唯一公布的整个撤离过程的画面。与Roth一样，他们在部队冲向纪念碑时，也听到了半自动步枪的枪声，但他们说开枪的目标是打掉学生手里的喇叭。Richard Nations采访他们时，两人都表示，他们是与最后一批学生一起离开纪念碑的，没有看到有人死亡。 Rodriguez 说，“纪念碑绝对没打死人，所有人都撤离了，没有人死。”
Nations和我从距纪念碑东南二十多码的位置所看到的一切，令人难忘。那十分痛苦的一分钟，同学们可能会拒绝服从撤离的决定。然后，他们慢慢地站起身来，走下纪念碑。当第一批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要往广场东南角的出口走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很多学生排起十人纵队，跟着各自的校旗走，脸上滚着泪。看上去每个人身上都在颤抖，很多人身上在打哆嗦，脚步也在晃。但是看得出，个个都很自豪，不是吃了败仗的模样。有一队学生喊，“打倒共产党！”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人公开喊这个口号。Richard，永远是那么敬业，又做了记录。他的笔记中写道，“学生领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政治事业中最难的一个步：有秩序的撤退。”
记者们
但是根据一份广泛印刷传播的“目击者”的文章声称，此文由一名清华大学学生所写，最先在香港报纸上登载，4：00刚过，在十几挺机枪的近距离扫射下，我们几乎全部被杀。有的幸存者在广场上被坦克追赶、碾压，有的被棍棒打死。此文被很多媒体收录，包括纽约时报（尽管记者Nicholas Kristof很快对之提出了质疑）、华盛顿邮报和旧金山观察报。这些耸人听闻的情节，不过是杜撰出来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只是几个类似文章中的一个，多数声称大屠杀发生在5：00之前不久。吾尔开希，主要学生领袖之一，说他看见“约200名学生”在黎明前的袭击中被枪打倒。但他没有在那儿：他已经在几小时之前就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有篷货车里。那么，这些虚构的情节是怎么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呢？
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在纪念碑附近有十名西方记者，此外还有许多外交人员和香港人。至少两个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的Claudia Rosett和美联社的John Pomfret——写下了准确的撤退情况报道，但这些都是孤立的段落，被湮没在有关该城市的大量报道之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Roth 和Williams被羁押在人民大会堂内，直到5：30才脱身，仅有的关于撤退的外国胶片是被西班牙电视台人员拿走的那个，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看见杀戮。在一个很有意思的脚注中，他们的记者Juan Restrepo（他一整夜都与他的同事分离）说，当夜事件的胶片被马德里的西班牙电视台的编辑篡改了，制造了在广场撤退过程中发生了屠杀的假象。
撤离广场的电视记者报道中，最生动有力的是John Simpson的报道，他的BBC新闻团队由于北京事件的报道而获得了许多奖项。Simpson，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撤离感到懊悔。但是他为《格兰特》（Granta）写的报道中披露了当时的心境，由于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新闻媒体放弃了广场。这种感受使记者更倾向于相信确实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当屠杀发生时，有人应该留在那儿，拍摄下所发生的一切，当学生们被坦克包围时，当部队推进、开枪时，展示学生的勇敢。”在6月4日黎明来临时，从一英里远的北京饭店房顶上一个安全但视角不佳的观察点（从那里看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全被挡住），Simpson写道，“当坦克碾过帐篷时，我们拍摄下了坦克……在前进方向上，似乎死了几十人，据目击者说在坦克的轰鸣声中，人们能听到帐篷内的人的哭喊。我们拍摄到凌晨四点广场上灯光熄灭。四十五分钟后，灯光又打开，部队和坦克向着纪念碑方向前进，最先向空中开枪，随后，又一次地，直接向学生开枪，纪念碑的台阶和上面装饰的英雄浮雕像被子弹打得火花飞溅。”
当Simpson的小组拍摄时，日本的摄影记者Imaeda Koichi正在广场的北部。Koichi报告说在那里没看见屠杀，尽管他还写道，“我确实看到在帐篷中有一些学生，不太多，只在三个帐篷中有学生”。西班牙电视台的Restrepo早些时间查看了民主女神附近所有的帐篷，并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凌晨3点左右，在帐篷内顶多有5人。”
Richard Nations和我也看见部队在5：00左右从北面纪念碑附件的一个位置推进，在那里撤退还在继续，我们看到女神像不见了。我们返回到北面查看，穿过废弃的营地走了几百码。一长队坦克和装甲车向着纪念碑隆隆挺进，碾碎了路上的一切——帐篷、栏杆、物品箱、自行车。有可能在帐篷中仍有若干学生。中国政府声称士兵检查了帐篷，看有无病或疲惫的学生，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推进的步兵跟在坦克的后面。
再说回纪念碑，五分钟后，我们看见最上层已经挤满了士兵，枪口向上。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记者Lao Gui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一小队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纪念碑，占领了纪念碑的顶部，向空中开枪……很快，广播站就不再有声音了。士兵们把喇叭射断了。”当突击队占领顶端时，西班牙记者小组还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屠杀。Claudia Rosett 和Imaeda Koichi都认同此观点，虽然Kenneth Qiang后来告诉我，在第二层的一名学生被射中了腿。（一份广为流传的香港杂志，柴玲自白书，引用Qiang的话说，他看见“前排的20到30名学生被枪扫射倒下”；这句话，他说，这是那本杂志编造的。）在5：30左右，学生们已经离开了广场。与推进的装甲车相同的速度撤退，他们的撤退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一个近来令人关注的目击者于硕（他是人民大学前教授，现在被驱逐出境住在巴黎），他的文章驱散了长久以来关于在纪念碑顶部仍有少部分学生的怀疑。“当我向（部队）军官走去时，她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纪念碑的人。当我走下斜台时，我看见在浮雕上有一行字：‘在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而抛洒鲜血和生命。’当我转身时，我看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一张床。我看见床上伸出两只脚……我向前冲去，并拉那双脚。一个男孩从床上掉下；他还没完全醒过来。他是离开广场的最后一名学生。”
在最后的一个小时，离开广场的仅有的另外两队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成为永远的谜。一队是北京协合医学院的医疗队；他们是一位南美外交官在5：20离开广场时看到的最后一批人。第二队是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一小群老百姓。当记者们在5：30打算离开时，Richard Roth 和 Derek William很惊异地看到这些人仍然守在那里。
两名美国人被带上吉普车，直接穿过广场到了东北角的儿童文化宫，他们在那里被留置了18个小时。“我们在广场上没有看到尸体。” Williams回忆到。这一小段路程的报道非常关键：似乎难以想像，如果象广泛的传闻所言那样，他们在忙于偷偷地处理尸体的话，部队会带外国记者穿过广场。
迄今为止，真相大白：撤退是彻底的。在广场的南端，Nations和我看到了最后的一场小冲突，发生在抛掷石头的人与士兵之间，士兵在逃离人群之前开了枪。我们最终决定，这是到了迅速离开的时候了。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批外国人，那时是6：15。
尾声
被民主运动占领了50天之后，广场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屠杀并未停止。当受伤的学生队伍缓缓向西北撤退，四辆坦克从长安街轰然驰来，在距离广场半英里的六部口路口，将其中十一名学生碾压致死。接着，紧邻北京饭店的西面，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持续开枪，死伤数十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军队仔细搜查北京胡同中“躲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数目不详的老百姓被草率地处决了。
总结上文，我们应该为回答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屠杀究竟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很重要？——求助去年中国民运中的两个活跃分子，他们都见证了广场最后的清场。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孔捷生说道：“现在，当北京的实权派仍然对六四的屠杀毫无忏悔之意，他们受到了来自许多国家极度愤怒的指责和制裁压力，而来自中国以外的非难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不确切的，这恰好给了这些邪恶的屠夫们他们所急需的‘精神之盾’。这使来自外界的长篇的驳斥显得好像不过是花言巧语，不过是‘胡说八道’，是‘徒劳无益’的。”——这正是江泽民总书记在5月18日美国广播公司(ABC) 20/20节目中回答Barbara Walters关于“天安门惨案”这一问题时的说辞。
但是文章还是应该用Lao Gui的话结尾：“出于对屠杀者的仇恨，人们有时会难免夸大其罪恶的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又恰使屠夫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事实’，用一个真相去掩盖十个谎言。他们利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没有人死亡这一事实去掩盖在这之前确实有人死亡和受伤的真相。同样，他们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的事实来掩盖木樨地、南池子、六部口等地流血的真相。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

感谢以下推友：
翻译者：@Buxoro、@muziyan、@loujerry、@runningnini、@june197433、@lzuDarrell
校对者：@miaomeowmiaomeo @instango

原文链接：http://krogers-dev.thenation.com/doc/19900611/munro

http://Look.Look.in

这里记录了四百多张关于八九六四 89年64事件的照片。

前一段时间，这家德国免费空间商kilu.de，下面的空间都打不开，需要翻墙。
现在开放了，意味着 消沉的故事 也可以进入一看了。

但是，可能存在乱码的问题，
很简单，如果使用IE，屏幕上点右键，选择编码/utf-8,即可。

如果使用,则不需要我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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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FALSE”修改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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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老师，想听听您有什么爱好？杜尚对您有什么影响？

我爱好广泛，而一大半是说不出口的，对你们特别不合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上学读书，而在其它方面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基本上都喜欢没有什么不喜欢。杜尚对我的影响是，过去艺术家的工作就是画画或者雕塑，而杜尚却说态度是最重要的，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比聪明不是比你做什么。

您做了很多与家具有关的艺术品，据我所知杜尚也做了一个门放在直角上。

一个可以同时是关着和开着的门，在一个墙角上开了这扇关了那扇。一个人如果了解杜尚的话，就不需要看当代艺术史和其它与艺术有关的东西了。

您能否谈谈你父亲对您有什么影响？

这事好像基本上都躲不过去啊，除了在这种场合有人提起他，平时我根本是不会想到他的。

他对我的影响很少，我成长的年代，按现在通俗的说法，我跟他一起混的年代吧，基本上他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你说他对我能有什么影响和多大影响？工作很认真，我们那个连队的厕所是打扫的最干净的，在他之前或者在他之后都没有人把厕所打扫的那样干净。

我们知道很多人做什么都很成功，比如说像您，达芬奇，张艺谋，除了天分以外还有其它方法能够成功？

如果你要说这样几个人的话，除了天分就是大粪，张是大粪，其他天分。

您好艾老师。

您好以后就不用说了，大家都问好这样很麻烦。

我想知道您在创作的时候灵感来自那里？是日积月累还是灵光乍现？

这个很难说，一半是烦躁一半是无聊的时候，因为在烦躁和无聊的时候排斥了其他的诱惑，你会进到一个比较偏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状态，这都是说不清楚的事，有时候也挺为这个发愁的。

我看您的作品明式家具拆了以后又拼装，还有《童话》里的那些椅子和门窗，看了之后很心疼。

我做这些就是希望你心疼的。

我经常听你说某某让你做什么，在没有人让你做东西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说服甲方让他们同意做你的那些怪异的建筑呢？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服过一个甲方，我开始做建筑的时候有个朋友说“你当然容易了，既是甲方也是乙方”。因为我第一个建筑是为自己做的，做了以后有很多建筑师认为好，我就这样把这事给糊弄过去了。在后来60多个建筑里，我们从来没有找过别人，都是别人来找我们。我也从来不会想去说服别人。我们特别自卑，根本说服不了别人，因为我觉得这样需要我说服的人都我是没办法说服的。

前段时间在上海发生了一起令全国人民感到震惊的事情，您能简短的解释下这个事情吗？然后你能说下中国现阶段的状况吗？

清华的学生是不一样了。你说的前段时间上海发生的事情，是指的杨佳那个案件吗？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这事情吧。需要我简单讲下过程吗？

需要。

杨佳一个28岁的北京青年，没有在座的各位运气，没上过什么好大学的一个年轻人，他喜欢旅游，是个驴友背包客。他在山西和上海旅游过，但运气都不好，在山西的时候就被打过一次，打掉了几个门牙并有些脑震荡。他去上海旅游的时候租了一辆自行车，这个车没有牌照，这是特别小的一件事情，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件事情，无非就是警察检查车辆牌照，而杨佳的看法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你不查就要查我的”，这孩子维权意识很强的一个人，检查的时候，杨佳在车上出示了一个租车单子，警察说我看不清楚你拿过来给我看，就这样两人就开始斗气，警察说看不清楚单子，杨佳说你看不见你还是警察吗？就这样僵持了40分钟围观了很多人，警察呼叫支援，把杨佳带到派出所调查，之后发生了什么就谁也说不清楚了，直到夜里两点他才被放出来。在被放出来之前，杨佳在派出所打过110，打过督察电话，还与他母亲通了200多元钱的长途。据杨佳说他在派出所被打了，在后来的一审二审警察都矢口否认打了杨佳，警察没有出庭，只是提供了一份文字证词。督察曾经对杨佳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么一点小事，你别闹了，这件事情不是我顶死你就是你顶死我。”对于杨佳来说，他不服受到了屈辱，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是不了解的，放出来之后，由于杨佳不断投诉，上海警方说他们两次入京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之后，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简单说吧，今年7月1日发生了一起案件，据警方公布的信息看，杨佳杀死了6个警察，用了5分钟冲上21楼，在9楼，11楼和21楼都进行了伤害。 6个警察被杀，5个警察被刺伤。有一段录像是用7秒钟杀了4个警察，这段录像是一个人带了一个面具，手握一把刀，鹰达牌的料理刀，媒体一直说的“剔骨刀”。一个细节是杨佳被抓后，上海警方找了一个精神病鉴定机构，这个机构是不具备完全合法资格的。这个机构只用了一个小时的谈话，就做出了杨佳没有精神病的鉴定。精神病鉴定是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的，因为精神病是可能间歇性的发作的，这分钟看上去正常，下一分种就发作了。给杨佳聘请的律师也是上海公安指定的自己的律师，这就违背了法律的回避原则。这样使得这个案件由自行车的合法性上升到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的问题。我最早关心是由于在7月3日的一个报道，里面有个字眼我不喜欢，说杨佳是一个孤僻的人，我写了博文说，不要碰他，一个孤僻的人是可以一直孤僻下去的。另一报道说杨佳是一个“无正当职业”的人，什么是正当职业什么是不正当职业。我这人也很无聊经常较真，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妨碍公正的意思，因为无论任何人都是应该平等的享有公正的，这是一个社会存在的伦理基础。杨佳案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公检法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做了手脚去掩盖事实，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的，在一个逐步正在走向公民化的社会。无论国家也好司法也好都在谈论公正的问题，这是社会存在的最本质化的伦理，我认为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础。今天我说了很多大话啊，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出现在我们周围，确实是和我们切身有关系的。杨佳母亲在杨佳案发后就消失了，大家很奇怪杨佳母亲到哪去了，由于杨佳母亲最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和真相。就在前几天，杨佳母亲在北京的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出现了，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怎么能够把一个和案件有关的人员，在没有经过诊断的情况下，把人关进精神病院。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北京，我觉得这个事态太大。这不仅仅是杨佳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就太长、太复杂了。还有上海的两个律师的问题，一个叫谢有明，一个叫翟建，在法庭上都没有为杨佳尽力辩护，都回避了最重要的证人问题，关于那几个警察到底是否打过杨佳，律师都回避了。北大、人大，还有北师大的学者出来说“警察打没打过他与案件无关”，这里面问题就更大了，这样就成了这个事件的起因与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无关的，那么是否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这个事件的结果也无关呢？这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到现在的高院死刑复议，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有公检法有律师，问题很多，是体制的问题。杨佳母亲依然被关在医院里家属也不让会面。整个事件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艾老师，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人说艺术家的每一个作品都是自己的心声所想，看到您的作品让我想到798那些怪诞，诡异，暴力的一些所谓现代艺术，不知道这些作品中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有的话，想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什么？或者是让观众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知道现代艺术越来越难以让人看懂，故意偏离公众，这让我想起印象派绘画在创始最初的时候也是遭到公众的攻击漫骂和不理解。但是最终她还是走向了公众，不知道现代艺术能否像印象派绘画一样走向公众，如果有可能的话，大约的路程是如何？

我觉得任何思考都是有价值的，表达了思考者的一个状态，如果他只有这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状态。首先我觉得你很简单的评判了一些你不熟悉的事物，你应该尊重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当然我也是他们其中一份子，我今天就很有诚意的来向你介绍我的工作，你可以采用你的想法或者有你的看法，所以我不必去为我自己做太多辩解。第二个关于现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问题，不是仅仅说现代艺术走向观众或者观众走向现代艺术，我认为艺术本身与今天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艺术是艺术公众是公众，这种错误的说法通常在美术史的教育中是这样的。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杨佳案，社会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可以是艺术的一部分，我做建筑今天与大家的谈话，与我的作品与艺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记得您在您的博客上说过，中国的设计比中国足球还差，我想请教您，中国设计差的原因，是因为设计者的问题，还是公众对这些作品的接受能力所导致的这样差的局面？

古代的设计者是优秀的，这段文化很长涉及范围很广，中国又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民族。

我说的中国的设计差是指今天的设计。原因来自于近百年尤其是近五十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社会，这个不幸是来自于中国的人文主义，个人自由思考受到了历史性冲击和政治干涉，使我们的教育和文化的生长环境受到了限制。在一个缺少自由和自由精神的国度，经济的困绕和其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困难，在这种种困境下的文化和艺术的缺乏。设计是跟多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它与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文化发展状态，自我意识，自信程度有关，跟科技发展和材料有关，综合以上原因。

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关于《童话》这个活动中参与者，他们有农民有学生有没有收入的人，他们对您的《童话》的感觉是，他们认识的《童话》是“我本来是一无所有，是艾未未先生让我获得了一次免费出国旅游的经历”他们心中的童话就是这个。那么跟你一起参加这个艺术事件的人的这种感受跟您的艺术理念是不一样的，那您是怎么与他们建立起理解与相互理解的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鄂尔多斯100”这个项目，那么这些建筑的甲方实际上是一些大款或者富豪，他们也不理解您的艺术理念和实践，那么您又是如何与他们建立互相理解的关系？

你涉及了个人和他人之间的理解的问题不管是在艺术上还是生活中，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和理解，交流的可能性，是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一种宗教或者社会时期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是这么容易实现，这样就不存在问题了。作为一个所谓的创作者，不管是艺术家也好建筑师，你是将自己的知识及经验作为专业知识来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原始的逻辑和你创造热情所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定要达到某种理解，而是说这种努力提供了一种可能，或建立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理解是可能产生的。这是重要的，因为很多作品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不可能理解的作品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未必是好作品。

有没有什么创意可以培养一个小孩子成为艺术家？自由的表达的社会氛围是否一定是创意和创造的必要条件。

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可教什么是不可以教这个问题。我觉得人出生以后，你的个人的能力和结束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所说的差别是某种经验，经管我们的经验多少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但我认为实践是大于书本的，书本上的经验最终是要放到实践上去，当然这在某些方面是不适用的，但是在艺术和设计方面生活经验很重要。第二个是自由度和创造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能说通常是有关系的，就如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你不会买一个漂亮的帽子和头巾，这是浅显的说法。实际上即使温饱解决了，很多国家处在富裕的阶段，也没有很好的创造力。所谓的创造至少跟两块有关，一个是跟精神品质历史经验有关，另一个跟你的创作能力有关，所谓创作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过程，是如何具有原始性。这个原始性是从哪出现的，这跟你的态度，颠覆能力，判断和批判的意识有关，跟理性有很强关系，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您的印象中你对清华建筑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清华建筑系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客观的说，客观的说就是不应该再说了。作为一个建筑系它是具有最优势的条件，因为中国面临一个要解决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中国又有很强的历史或者是中国面临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消耗着相当世界建筑的总量或者北京的建筑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建筑总量，我想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遗憾的说，我们在建筑上面是没有任何建树的，不论是清华或者是其他院校都是没有建树的，建树这个词不是太好，可以这样说，在建筑上我们没有提出我们的思考，想法及做法，这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这不是个人问题，是系统的问题。很多人很聪明能力也很强。我同时接触了很多中国的建筑师和国外年轻的建筑师，那么他们差别在哪，什么使他们在能力上发生变化。一是认识问题的能力，因为建筑面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这是一个取舍的最基础环节，我们受到伦理和道德选择的制约，诸如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个社会是怎样的，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回避了那些跟伦理有关的问题，一个失败的可悲的现象。无论是我们的老师也好，老师的老师也好，要么是本身糊涂要么装糊涂，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为人师表。一个在伦理上站不住的人怎么能为师呢？

您做作品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国家的现状，那您在做作品的时候最看中的是那些呢？

我只有在很不愉快的时候才会想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经常会问，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会去做一件作品跟国家荣誉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件作品首先是属于人类的同时是属于自己的。

您说您受到杜尚的影响很大，杜尚有这样一句话“一切都有可能成为艺术”，换个角度说对艺术的理解，任何东西都能成为艺术。那么您作为艺术家在您做艺术的时候如何理解艺术的差别和思变。

你已经把问题回答的很清楚了。当一切都可能成为艺术的时候艺术就什么都不是了，当艺术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它就确实是跟每个人有关。这个问题你解释的很清楚了。

马延松在他的书里写过几句话，然后你在里面说了一些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马延松在谈到他作品的时候经常提到自然，当然并不是他一个，很多设计师都会把自然等问题作为。。。您的最后一句话是说“马岩松绝对是个骗子，他的作品和自然一点关系都没有，把马岩松和自然相提并论是对自然的侮辱！他就是个没用的骗子，这个要登出来。”

谢谢，还有什么问题。

请问艾老师，建造师和建造艺术师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语，我回去查查字典再说。

鄂尔多斯项目您请了100多个国外的建筑师共同来完成，他们都有很好的建筑教育背景，但是做不了什么项目，这是为什么？

在欧洲，很小的一个项目都会有几百家上千家投标，他们做项目的机会很少，我知道其中几家事务所都是中了标，方案做完后等了六七年了，项目还没有开始，建筑量少是主要原因。

您刚才说到国内也有一些好的建筑师，为什么在这个项目里您不对他们进行选择？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更好的。

我是学结构的，大家都知道鸟巢这个钢结构有些不合理里地方，你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是如何对这个结构进行考虑的？

建筑师对结构合理性的考虑，我觉得结构的合理性一定是在不合理性出现的时候，结构合理性才可能有意义，才可能出现一次新的所谓的突破。如果这个不合理性不出现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有新的合理性出现。

还有就是您在天安门、白宫前竖中指的作品以及您对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一些呼吁是否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国家今天已经转变成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并不拥有完整的自由和民主，另一方面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扩大了很多。我也在想为什么会在有些时期，我们的体系会这样或者那样，到底这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很明显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你和别人打交道的话，你就要有一个交流的可能。另外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人类从猴子跳下树直立行走以后的最伟大的一个事件，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分享信息和知识成果，个人表达处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使得过去的权力瓦解，意识形态崩溃，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些发生的过早，应该正是时候。

我想请问您当下中国什么样的建筑是好的建筑？

这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国当下，当下这个词挺有意思，很黄很暴力。如果是概括的说，没有很好的建筑。这样说是否也很暴力呢，但是这是很切实的一句话。什么叫好的建筑？在每时期，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那么在中国今天这种速度这种规模这种方式下，是不是有建筑师能够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今天的伦理和制作方式，我觉得有关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多数学校教育学生，只是期望成为一个模仿大师作品或者某一种美学，而这些美学是伪美学。所有的作品离开那个时期的需求是没有任何含义的，那是些陷阱，我们应该知道建筑不仅仅是模仿，我看到中国现阶段的建筑师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和没有觉悟的状态，中国不存在好的建筑师。

我要问的是我昨天看你的一个访谈，记者问您的房子还有11年到期。您回答说您的生命也快到期了。然后我想问您今天晚上的演讲怎么那么含蓄和温柔？因为我是看了您博客才来听您的演讲，我认为您是一个很猛的很冲动的人，我们期待你的演讲。

人不能所有的时候都冲动。

您说过我们的生命都有有效期，我们那个很坏的组织您能预测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吗？

我认为不这样简单，通常会说一个坏的组织，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了。我觉得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跟我们的民族跟我们的文化历史都有关系。我不是故意不说，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寿命的问题我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有寿命，传统所说的寿命跟今天所说的又有不同。一两个月以前，世界还没有金融危机，前段时间伦敦报纸上写“伦敦有30万人将失业”，前天说投入7000亿，客观的说7000亿也是不可能挽救的。寿命有多长我也说不清楚，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变。

还有您请了外国的100个建筑师去鄂尔多斯做项目，您是否会考虑把这个机会留给清华的学生？培养我们中国自己的建筑师。

我把机会留给了中国的建筑师。建筑是大家一起共享的事情，每一件作品，包括我的作品都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并不是为我自己做的。

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把基本功练的相当扎实的话，是否会影响将来的创作思维？

这个问题就像你天天看性教育书会不会影响你将来的生活。我想这样解释你应该能理解吧。

如果政治体制自由的话是否会对创作有帮助？

个人自由是更重要的，个人自由是来自于个人的觉悟，我们难以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那么个人自由是来自于自己取得知识的途径和分辨的能力，今天互联网第一次使个人拥有这种可能。

您的作品很多都跟几何有关，您的建筑当中窗户特别简单，还有就是你帮新加坡设计师做的别墅改造的方案窗户就是很小很巧，您的这些窗户体现的一些特殊的形状和个人设计的风格跟您的宗教信仰和对世界的看法有什么联系？

首先我没有宗教信仰，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简陋。关于窗户这个事情呢，我是有看法的，在密斯以后的现代建筑，西方建筑对窗户的理解是现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认为他们是不太理解建筑空间的。对我来说，对光源的控制和对窗户的控制，是空间营造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看过很多建筑，包括很多有名的建筑都是大面积的窗户，使得室内外的分界很不清晰，这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有一次在谈东方人的空间对光源的需求，还有东方人的心理与西方不同的时候，我发现台下有个白发的老头站起来走了，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个著名的美国的建筑师，他盖了漂亮的四周都是窗户的房子。

您能谈下您对《童话》这个作品的想法吗？这个作品应该是一个参与进去的作品，而您今天只是放了一两张照片，我对这个作品很感兴趣，您能向我们解释下吗？

这个作品是没有办法真正用语言和图片来讲的，因为它是一个参与性的作品，而且它的含义我也不能很清楚的讲出来，我只能说我提供了一种条件，设计了一种可能性，搭建了一个框架。参与者从两岁到七十岁，有职员有山里的山民。从没有名字的少数民族妇女到刚上学的学生都参与进来，这个含义跟他们生活的经验有关。

您认为建筑的本质是什么？

建筑的本质就是建还是不建。

您的建筑类作品和其他类作品中最重要的观众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最重要的观众就是你吧，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有不同。

请您再系统的解释一下当代艺术。

我们谈到当代艺术是在谈一种方式，有人说当代艺术替代了哲学。当时有个艺术家写过一篇 “哲学之后的艺术”，有机会去看看这篇文章，他提到当代艺术怎么替代了哲学。实际上当代艺术由于它的感性存在的特征，使得它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这种分裂的状态有了更近的关系，因为它是无常的。

我知道您在纽约经常摄影，量也很大，在座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可是今天您没有谈到摄影方面的问题，您是否可以向我们介绍下您在美国的一些有趣的经历。

摄影就是在有光的情况下按动快门，其它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您有什么宝贵的经验跟大家介绍？

我说我读书的经验吧，我是78年进的电影学院，说老实话，那时候还是比较的有耐心比较的有忍受痛苦的能力，结果忍受了两年半，然后去了美国帕森设计学院读了半年，今天还没有取得学位。怎么说呢？已经这么惨了就混下去吧。

我是昨天晚上五到六点到草场地那边就是去找你们，因为天黑没有找到，我下次还想去希望能见到您。我是您牛博网的网友，我希望您能够向清华的同学们推荐下“牛博网”，因为我最近发现您也加入了牛博网并且看到了您的一些文章。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刚才介绍说您两年前就宣布不做建筑了，那么我觉得您做建筑的时候肯定会遇见很大的市政项目，您那么勇敢的充满正义的在批评政府，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您是否要与政府合作，然后您怎么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牛博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站，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浏览，我也刚进去也不是十分熟悉，但是我经常在里面看一些东西，那里面有很多文章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在里面写东西。聪明对我来说最重要，即使是个坏人还是需要很聪明的。与当局的合作问题，我是可以与任何人合作的，我需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和你最终合作的价值所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生活必然和现实有关，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在里面，比如说我现在很想坐下，但我觉得站着更好一些，更尊重你们一些。

如果您做的那个项目涉及到腐败？或者是你间接的帮助他腐败呢？

这就像你生个孩子他将来会不会成为杨佳一样，杨佳是英雄或不是个英雄这很难说。不能简单的去面对腐败，没有腐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这样，腐败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条件。

请问下您平时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什么样的状态是您最理想的状态？

凡是状态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产量比较高，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或者是倒时差的时候，我没有理想的状态。

对新农村建设和面对现在的金融危机国家投入大量的金钱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您对以后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理念吗？

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因为是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我想了下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政策，我认为如果这些政策是来自于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一个没有能力自我更新的系统，排除科学及民主的方式，那么这将变成一种灾难，这些灾难显然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分担的。

您能谈下77，78，79成长的人这些人与80后90后的关系吗？他们所受的是不同阶段的不同时期的教育，您是属于77，78，79这批成长起来的人，您能谈谈他们吗？因为你们是那批刚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人。

我属于80后。尽快的忘记他们77，78，79比较好，这些人基本上没做过什么好事，因为他们在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获得了话语权，然后跟权力勾结在一起贩卖最陈腐的价值观，他们是罪恶的。

您是怎么看待80后的？

我以前对他们不是很了解，但最近了解了一些，我发现中国终于出现了一种可以叫做人的动物，就是这些80后或者是90后。

那么70后呢？

他们在转变中，但是尾巴还没有消失，还留在那。总的来说也还可以，70后也还不错的。

您以后打算做什么在不做建筑以后？您的长远打算是什么？还是没有打算？

就做80后。

您对80后有什么忠告？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应该听他们给我的忠告。

您对非主流有什么看法和忠告？

做一时的非主流是很容易的，长期的做非主流是很难的，非主流有价值，如果非主流只是希望成为主流的话那么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艾老师喝牛奶吗？

我是57年出生的，随父母去了北大荒和新疆，我没有喝母亲的奶是喝牛奶长大的。很幸运我没有喝今天的牛奶，没有喝党给我们准备的牛奶，我不能想像喝了这奶生了病后会党会不负责。

我想要告诉他，人要问我这个毒奶的毒源在哪里，应该告诉他是体制。

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要再问这种问题，咱们来人把他架出去。因为他总问这种诱惑性问题造成了我的困难。我今天本来是要讨论很温柔的学术问题，咱们谈点学术谈点学术。

艾老师我想问您，您刚才说中国没有好建筑是否包括外国设计师做的建筑比如CCTV新大楼还有国家大剧院？

你拿个体建筑来谈我们刚才谈的命题是不对的，我不是说中国没有单体的好建筑，我只是谈总体情况。

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您会被淘汰？

我昨天就已经被淘汰了。

因为您是做的文化艺术，我去查了下古代的资料，文化人艺术家都没有你这样胖的。

你不是说体制有问题吧？在体胖这个问题上我是很自卑的，觉得怎么这么点小事情都不好改变，国家该怎么办啊？让我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您面对人类如此浩瀚的智慧海洋历史和您自己深不可测的内心还有与他人交往的这种困惑，您是否感觉过绝望？

我说生命是一个奇迹，奇迹来自于每天都很绝望但是每天还有那么多新鲜事存在。

您在展示作品的时候是把建筑作品和艺术作品分开来，我想问您建筑创作能否给您与其他创作不一样的快感？

快感？我始终认为建筑是一种高贵的事，因为每一个建筑都是在谈论某个事情，谈论人是什么，希望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高贵的职业。这个快感是能让我忘记其他的快感，其他快感你应该比我明白。

艾老师，请问建筑和其他艺术差别大吗？有一种说法说建筑是艺术和工程的结合体？

那都是那些傻冒老师说的话，傻逼老师说的话。

您好，艾未未。我就是想跟你说句，谢谢！

您是否会在清华大学里招聘学生？

这种假设是很难的，所有的假设都在没有付出，没有投入，没有遇到最简单的困难，这样的说法是很不负责任。我基本上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您的作品跟公共艺术有什么大的关系吗？

通常说的公共艺术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因为所有在公共范围内的东西都是公共艺术。人造的任何一个桥梁，任何一个景观，只要是跟公共共享有关，通过人来定义的一个建筑物都是公共艺术，当一个人说他做的是公共艺术，那是在欺骗在贩卖最差的东西。

今年5.12地震的时候，您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我想的第一是我一分钱不捐，我解释下为什么，并且我也做到这一点了。我觉得地震了就像我自己断了一条腿，那么我能不能不治它，我可以不治它我可以看着它流血，当然这种痛苦是存在的。我觉得国家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这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不然我们还要她们干什么。从情感上来说我把所有的东西捐了都不够，这是显然的，我们面临着最大的灾难。但是事实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受到伦理上的折磨，因为一个人并不可能因为捐款而逃脱伦理的折磨，大家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孩子被压在残垣断壁下至今没有得到一个交代，到底什么样的人盖了这样的建筑，到底死了多少人，谁应该承担责任，这些全都没有交代。那么作为一个清华的学生或者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建筑师或者老师，有谁提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还在这个地球上混什么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说的很清楚，我一分钱也没捐，但是我去了地震的重灾区的中心地区，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来感受，因为我不相信中国的电视台，那个叫中央电视台的，全世界最下流的人是在这个台里，他们真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有不要脸的没有这么不要脸的。

艾老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样多的作品，能看的出您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您能否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在您的作品中学到什么东西？

忘记它，学点别的吧。

艾老师您说您只有在不愉快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是个中国人，但是我看到您的作品里有很多是跟中国有关的。

我有劣根性。

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话，您会再选择当一个中国人吗？

这个问题又是不能回答的，我做了一次中国人必然和这片土地是有缘分的，我说中国话，我吃中国菜，我觉得中国姑娘很漂亮。比如说主持人就很漂亮。

艾老师您介绍作品的时候您都说是做错了或者是有很多怪异的想法时候才做成的。

我没有什么自我欣赏的时候，我的作品说老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要来这里给大家做讲座我是不愿意多看一眼的。我对我的作品是没有兴趣的，我只对我下一个作品有兴趣，对我以前做过的作品实在是没有任何兴趣。

那我的问题是您在做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期望是做到很完美？

我对作品的要求是很苛刻的，我觉得应该把话说清楚，事情既然决定要做，就应该把它做到你认为合适的位置上去，它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否则你失去了做的理由，是一种自尊吧。为什么我不做建筑，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在这里做建筑能达到我需要的可能性，我在村里做我可以控制，为我自己做我可以控制，如果太大了我的可控制程度就很低，这个时候是一种自我的羞辱。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大家提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二个问题吧。

艾老师我想问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哪三种女人？

哈哈这个问题太好了。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很麻烦，我可能会回答一个晚上的。宏观的说我喜欢所有的女人，有条件的说当灯关了的时候，我基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有什么差别。然后我是一个男性，只要是女人无论是她们的气味还是她们的线条还是她们愤怒或高兴时候的样子我都喜欢，我最大的缺陷就是我特别喜欢女人。你刚才问我喜欢哪三种女人，所有的女人我都喜欢没法分三种。

刚才艾老师您说生命是一种奇迹，每天虽然生活的很绝望但是还是很坚强的活下去，那您如果看待有些人轻易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因为古今中外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如海明威，梵高，海子，想这些有才华的人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说我对人有最高敬意的话，人的决定包括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人能做的最终极的一个决定，我是非常尊敬的。我觉得生命是最高贵的形式，这样说可能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的无知和人类的傲慢，没办法我是人的一部分，我仍然这样说，生命是最珍贵的。在这样一个珍贵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结束，这种决定是最值得我尊敬的。当生命结束的时候，所谓的善恶都不存在了，这是为什么，我是一个极力反对死刑的人。因为生命的价值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任何人都不可以以任何的名义取代，死刑是对生命伦理的一个亵渎。

艾老师当第一个人找到你做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做过建筑设计，我没有受过建筑教育。

我想我为什么这么狂妄，一个无知的人仍然敢面对这些求知的学者，这是要有点自信，这个自信是来自于对自身的理解，我的解释是，人的知识，人的创造力和这种理解是分不开的，我不认为我们通常遇见的范围，像做个菜或是盖个房子是一件复杂的事，我更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有乐趣的事情，那么这些快乐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切断了，通常我们会认为只有通过知识才能取得这些快乐，实际上不需要知识我们就能取得快乐的，就像刚才说的并不需要知道性是什么而取得性的快乐。

我在您刚才的回答中看出您看中的是公平公正，那么我想请问您最看中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公平，我觉得等量很重要，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花了同样的时间，我也花了同样的时间，你们问我问题，我认真的回答，我认为这是尊重，同样我必须仔细的听你们的问题，必须去想一个可能的回答，也许这个回答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回答或者并不是一个习惯的回答。那么公正同样是体现在承担责任，不公正的社会是没有人承担责任的，那么无论是执政者或者民众都不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社会真正溃败的理由。如果有了公正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基本的一个伦理的可能，那么这个可能在没有公正的情况下是被抹杀了，是有问题的。我在想民主是不是一个社会理想或政治理想，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政治理想它只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一个社会发展及一群人共同在一起生存的比较有效的手段。

那您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准比如说自由或者健康？

你说的太广了我没法回答你，你说具体了我就能回答。

我想问您对唐山大地震有什么看法？

唐山大地震那天，我是刚中学毕业坐着火车从新疆到北京的路上，快进入北京的时候，对面过来的车上的人说别去北京了那边地震了。地震是自然灾害啊，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确实很难说。在唐山地震三十年的时候，06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30年前的30万人的死亡和30年后的13亿人的精神死亡”，一个民族如果死去了那么多人，在它的三十年纪念日里，居然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篇报道，没有任何人谈起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为什么汶川地震这种全民的煽情，我有一些反感，死去的同样是人，他们同样有父母同样有孩子同样与整个社会有着瓜葛和联系，他们的故事却没有人去谈起。我觉得在伦理上应该是一致的，伦理的一致性是伦理的最基本原则，如果伦理缺少一致性的话那不是伦理。我不想再说这个问题，这太沉重。

我想问您建筑和风水的关系？

风水是我们通常说我们理解世界的模式，对经验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家门对着一条路，出门车就会容易撞到，这样风水不好。或者是你家在风口上，或者面前有座山什么的。但是很多不懂风水的，像东京或者其他的也可以有含义的生存。我认为这只是某一个族群的文化，并不是必然。

请问您刚才让我们忘记您做过的建筑，那么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来的目的是看你啊。

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是非常正面的回答你的问题。

家庭和亲人在您这一生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老实说我的家庭和亲人在我生命中并不是很重要，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在我的童年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说老实话我们的父母和家庭根本没有过多的关注我们，确实他们也没这个可能。

感谢艾老师的精彩回答，下面是清华大学学生会送的花和礼品。下面我提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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